酒泉地處河西走廊最西端，向東與張掖市和內蒙古自治區(qū)相連，向南與青海省相接，向北與蒙古國相鄰，向西出河西走廊直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和中亞西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決定了酒泉自古以來就是溝通中原與我國西部、中亞、西亞及歐洲等地的重要經貿文化交流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整合西北邊疆的戰(zhàn)略要地。
酒泉是一塊有著光榮革命傳統(tǒng)和革命歷史的熱土。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酒泉大地上爆發(fā)過農民自發(fā)的反抗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抗糧斗爭”、攻打城市的“聞家圈農民起義”以及保衛(wèi)中國第一個石油工業(yè)基地、中國石油工業(yè)的搖籃玉門油田（礦）的斗爭，酒泉還是長征史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最后一戰(zhàn)的地方。酒泉人民以巨大的熱情熱切地擁護和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酒泉，促成了酒泉和新疆的和平解放。酒泉為中國革命歷史增添了重要的一頁。
清朝末年敦煌人民的“抗糧斗爭”
清朝末年，清政府的橫征暴斂激起了人民的強烈反抗，腐朽的清王朝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全國此起彼伏、風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中，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爆發(fā)了反剝削、反壓榨的“抗糧斗爭”。
清朝末年，敦煌地方官府以關外軍費不足為由，借就地采購糧食之際，乘機盤剝百姓，規(guī)定農民每年每戶除了繳納屯糧外，還要額外繳納采買糧4石，嚴重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長期以來，敦煌農民強烈要求取消這項不合理的負擔，并采取各種方式進行反抗斗爭，但官府依然強行收取，用暴力壓制農民的反抗與斗爭。
從1904年至1907年，敦煌民眾在當?shù)剞r民張鑒銘和武舉張壺銘兄弟的帶領下，通過上書官府，派代表赴省上控告，組織抗糧團體與官府對抗，持續(xù)進行“抗糧斗爭”。清政府也用盡各種辦法打壓農民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有15名民眾被官府殺害。特別是1907年夏天，當?shù)弥獜垑劂懶值芤孛苷偌癖姶髸l(fā)動“抗糧斗爭”時，官府派兵包圍張壺銘住宅。搏斗中清兵開槍打死張壺銘，憤怒的抗糧農民3000多人聚集起來，手持木棒、刀斧圍攻縣城，攻破縣衙，打死打傷兵勇多人。隨后陜甘總督升允派兵鎮(zhèn)壓了這次聲勢浩大的農民自發(fā)“抗糧斗爭”。這次斗爭迫使清政府免除了剝削敦煌農民長達170多年的“采買糧”舊規(guī)。因這一年是農歷丁未年，故稱“丁未抗糧”。
敦煌“抗糧斗爭”揭開了近代酒泉人民革命斗爭的序幕。這次斗爭是酒泉近代史上規(guī)模較大，持續(xù)時間較長，有組織、有策略、取得顯著斗爭成果的一次農民斗爭。雖然這次斗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斗爭與即將爆發(fā)的辛亥革命和推翻即將崩潰的清政府遙相呼應，但他們的行為客觀上起到了反對清政府地方政權機構，強烈要求變更社會制度的作用，是革命開始前的萌芽。
肅州聞家圈農民起義
肅州聞家圈農民起義是辛亥革命前夜發(fā)生在肅州區(qū)聞家圈的一場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為目的的農民暴動。
1909年，甘肅河州人（今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祁德隆受孫中山同盟會委派來河西地區(qū)，以行醫(yī)為名宣傳革命。他在酒泉（今肅州）、金塔一帶，一邊為群眾治病，一邊秘密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并廣泛聯(lián)絡酒泉（今肅州區(qū)）、金塔等地民眾，組織武裝隊伍，籌備發(fā)動武裝起義。
祁德隆在酒泉（今肅州）、金塔等地秘密發(fā)展和聯(lián)絡哥老會成員及其他積極參與革命活動的農民群眾6000余人，同時選中酒泉城北10公里處的一個小村莊聞家圈作為起義據點，在那里訓練軍隊、制造火藥、槍械等。武昌起義勝利后，祁得隆感到在酒泉發(fā)動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決定聯(lián)合酒泉（今肅州）、金塔兩地起義軍，于農歷臘月三十日（1912年2月17日）五更發(fā)動起義，攻襲酒泉城。但由于叛徒告密，官府已開始搜捕、殺害起義人員，起義被迫提前三日進行。地處金塔的起義軍因路途遙遠，未能按時趕到聞家圈與酒泉起義軍匯合。2月14日凌晨，官軍包圍了聞家圈。由于起義軍器械準備不充分，面對官府軍隊，起義軍以大刀、長矛、菜刀、斧頭、棍棒、火槍等武器和官兵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生死搏斗。起義軍倉促應戰(zhàn)，又缺乏戰(zhàn)斗經驗，最終起義以失敗告終，祁得隆壯烈犧牲，義軍死難80余人，被捕80余人。
由于當時酒泉地區(qū)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礎和革命力量相對薄弱，革命缺乏統(tǒng)一的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這次起義最終被封建勢力殘酷鎮(zhèn)壓。
聞家圈農民起義是近代酒泉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次重要斗爭，體現(xiàn)了酒泉人民強烈要求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統(tǒng)治，反對剝削和壓迫，盼望社會變革的強烈愿望。這次斗爭，支持了當時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積極聲援了陜西和甘肅等地的革命斗爭，沉重打擊了反動勢力，加速了清王朝在酒泉統(tǒng)治的崩潰。這次起義對地處西北的酒泉來說，起到了宣傳民主革命思想、開啟民智、開化民風、提高人民覺悟的積極作用。這次革命斗爭在酒泉人民心中播撒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種，民主共和思想得到傳播，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酒泉人民進一步覺醒，為后來的革命斗爭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紅西路軍在安西（瓜州）的最后一戰(zhàn)
1936年10月，長征勝利結束后，奉中央軍委命令，肩負開辟河西革命根據地、奠定抗日后方、打通國際路線為重任的紅四方面軍三十軍、九軍、五軍及總部直屬部隊兩萬一千八百余人組成的紅西路軍進入河西地區(qū)，開始了中國革命史上一段最為艱苦卓絕的悲壯歷程。在極端艱難惡劣的條件下，紅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國民黨馬步芳部進行了殊死搏斗。
1937年3月14日，經過臨澤血戰(zhàn)和高臺血戰(zhàn)后殘存的紅西路軍余部約3000人被敵人包圍在肅南縣祁連山腹地的紅石窩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這里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石窩山會議”，成立中共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會議決定將西路軍余部近3000人分編為3個支隊，分別向西、留原地和向東游進。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領的紅西路軍西行支隊（也稱左支隊）1500余人向西游擊，缺衣少食的紅軍戰(zhàn)士在冰天雪地的祁連山中轉戰(zhàn)30多天，于4月16日自酒泉市肅北縣大龔岔口走出祁連山，18日到達肅北縣石包城。4月22日（有的史料記載為4月24日），在馬家軍的圍追堵截下浴血奮戰(zhàn)，付出重大犧牲之后的西行支隊行進到了安西縣（今瓜州縣）城東南65公里的蘑菇臺，在這里短暫休整。在蘑菇臺，富有進步傾向的榆林窟主持道士郭元亨拿出糧油等物資慷慨接濟了這些在祁連山深處爬冰臥雪、食不果腹、挨餓受凍、彈盡糧絕30余天的西路軍戰(zhàn)士。郭元亨送給西路軍的物資有面粉1000余斤，小麥4000余斤，黃米400余斤，胡麻油30余斤，硝鹽4口袋，羊30只，騾子1頭，牛2頭（不同史料對所贈物品及數(shù)量的記錄略有不同）。后來，程世才將軍在回顧這段經歷時曾深情地寫道：“我們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多處絕處逢生，沒有餓死，與像郭元亨道長這樣的宗教人士、愛國人士及人民群眾的盡力支持和幫助是分不開的。”他還說：“在革命艱苦的歲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幫助了紅軍，實為可貴。”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在郭元亨提供的河邊一間磨坊召開了軍事會議，作出了西進新疆和攻打安西城的決定。4月24日夜，紅西路軍西行支隊攻打安西縣城，但敵軍火力威猛，久攻不下。奮戰(zhàn)一夜，數(shù)度攻城不下，紅軍將士于黎明撤出戰(zhàn)斗，向縣城西邊的王家屯莊轉移。4月25日，安西守敵蜂擁而出追擊紅軍，將紅軍包圍在王家屯莊。紅軍靠大刀、長矛、石塊、手榴彈與敵人拼戰(zhàn)，堅持到夜晚突出重圍，向西北方向轉移。在攻打安西縣城和突圍王家屯莊的戰(zhàn)斗中，有200名紅軍將士壯烈犧牲。
4月26日拂曉，突出重圍的西行支隊撤至安西城西北約40公里的白墩子，迅速構筑簡易工事，后續(xù)到達的部隊未及喘息，敵步、騎兵又迅即追來，紅軍依托公路兩側戈壁沙丘和簡易工事頑強抵抗，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將領沉著指揮，率眾多次打退敵人進攻。4月26日下午，彈藥幾盡、疲憊至極的西行支隊余部近600人退至紅柳園，兇悍的敵騎尾隨追來，將紅軍分割包圍。廣大紅軍將士抱定戰(zhàn)死沙場的信念，砸壞電臺、燒毀密碼，用大刀、長矛、石塊與敵拼戰(zhàn)。危急關口，程世才組織力量正面反擊、迂回側擊，多次擊退敵人沖鋒。激戰(zhàn)近3小時，擊斃敵營長馬如良及騎兵100余名，紅軍亦傷亡慘重。激戰(zhàn)中，西路軍總部電臺臺長鐘正義、譯電組長陳茂生等多名指戰(zhàn)員英勇犧牲。當晚，紅軍指戰(zhàn)員在夜色的掩護下繼續(xù)西行。
4月底，九死一生、饑疲至極的紅西路軍指戰(zhàn)員400余人陸續(xù)走出戈壁，抵達甘新交界的星星峽，在黨中央代表陳云、滕代遠的迎接下轉赴迪化（烏魯木齊），開始了新的戰(zhàn)斗生活，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西征至此結束。
從1937年4月16日到4月底，剩余400余人終于走出戈壁抵達星星峽，西路軍左支隊在十多天的時間里經歷了蘑菇臺修整、攻打安西縣城、王家屯莊突圍、死守白墩子、血戰(zhàn)紅柳園和奔赴星星峽等重大事件，由1500余人銳減為400余人，其戰(zhàn)斗之慘烈、情景之悲壯，可想而知。紅西路軍在物資相當匱乏、環(huán)境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在遠離兄弟部隊，沒有戰(zhàn)略背靠的險惡環(huán)境下，以不畏艱難、銳意進取的意志戰(zhàn)勝了一切困難，與長期盤踞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的國民黨馬步芳、馬步青部及地方反動民團英勇作戰(zhàn)、殊死搏殺，譜寫了一曲浴血斗爭的英雄史詩，彰顯了他們對黨的領導的高度服從和對革命事業(yè)的高度忠貞。
紅西路軍是一支英勇善戰(zhàn)、千錘百煉的部隊，是整個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的全盤戰(zhàn)略上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之一。紅西路軍不畏艱險、浴血奮戰(zhàn)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英勇獻身的精神，同長征精神一脈相承，是中國共產黨人紅色基因和中華民族寶貴精神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
紅西路軍鑄就了偉大的西路軍精神，西路軍精神也是長征精神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玉門油田（礦）工人反壓迫、反剝削和保衛(wèi)玉門油田（礦）的斗爭
玉門盛產石油，有“油城”的美譽。玉門石油的發(fā)現(xiàn)和利用可追溯至魏晉。西晉文學家張華《博物志》載：“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續(xù)漢書·郡國志》酒泉延壽條下引注：“《博物記》曰：縣南有山，山出泉水，大如宮象，注地為溝。其水有肥，如注肉泊，美美永永，如不凝膏，燃之極旺，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延壽縣即今玉門市赤金鎮(zhèn)。清同治元年間，赤金一帶淘金人在鴉兒河（今石油河）掘坑采集石油，用于點燈、膏車，并稱其河為石油河。20世紀初，在滿足當?shù)攸c燈、膏車使用外，玉門石油還銷往蘭州、張掖等地。1939年，玉門油田（礦）正式投入勘探開發(fā)，揭開了中國石油工業(yè)開發(fā)的序幕。玉門油田（礦）是抗戰(zhàn)時期中國唯一能大規(guī)模生產原油并進行加工的企業(yè)，占同期全國石油總產量的95%，為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玉門油田（礦）被西北軍閥馬步芳部隊駐守，被國民黨反動派實行軍事管制，油礦工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受盡了壓迫和剝削。油礦管理者雇用工頭對工人嚴加看管，肆意辱罵和毆打，強迫工人加班加點工作，增加勞動強度、克扣工資。1938年，玉門油田（礦）開發(fā)建設伊始，中共甘肅省工作委員會、中共長江局川東特區(qū)區(qū)委、晉察冀軍分區(qū)先后派刁德順、王道一和陳賁3名共產黨員來到玉門油田（礦）參加開發(fā)建設，秘密組織工人運動，建立黨的地下組織，開展黨的工作。1941年春，他們在玉門油田（礦）秘密成立了中共老君廟礦區(qū)黨支部，發(fā)展黨員，宣傳黨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揭露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的黑暗腐敗，團結和引導油礦工人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組織工人運動。從1942年到1949年，玉門油田（礦）多次爆發(fā)反剝削、反壓榨、維護工人權益的工人運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人民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國民政府政權岌岌可危，盤踞在西北的國民黨反動派妄圖在潰逃之際破壞油礦。以鄒明為首的玉門油田（礦）上層人士組織廣大職工，冒著生命危險進行保護油礦的斗爭。他們掩埋貴重機器、偽裝油井、焊制鐵桶圍墻、站崗巡邏。經過艱苦曲折的斗爭，挫敗了反動派破壞油礦的陰謀，使玉門油田（礦）完整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受到當時解放區(qū)西北軍政委員會的表揚。
酒泉和平起義
1949年9月，解放戰(zhàn)爭進入尾聲，全國絕大部分地區(qū)解放，國民黨反動政權搖搖欲墜，即將崩潰。1949年8月26日，人民解放軍經過艱苦戰(zhàn)斗攻克蘭州，殲滅了西北地區(qū)敵軍中戰(zhàn)斗力最強的青馬主力，國民黨在西北的主力土崩瓦解。解放大軍從蘭州出發(fā)，一路向西乘勝追擊殘余敵人，相繼迅速解放了河西走廊的武威、民樂、山丹、張掖和臨澤等地，人民解放軍開始向高臺、酒泉方向挺進，酒泉的解放迫在眼前。盤踞在酒泉的國民黨軍方高級將領和地方官員，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有的帶上家眷和金銀倉皇外逃,作鳥獸散。留下來的或人心惶惶無心思戰(zhàn)，或負隅頑抗進行最后掙扎。此時，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河西警備總司令和新疆警備總司令的陶峙岳迫于形勢，愿意接受我黨和談條件，歸向人民。9月24日晚，國共雙方商議確定了在酒泉和新疆舉行和平起義的具體時間，并由陶峙岳領銜正式發(fā)出起義通電，宣布河西地區(qū)3.8萬名國民黨官兵起義。9月25日，解放軍舉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酒泉宣告和平解放。9月26至28日，玉門、金塔、鼎新、安西、敦煌等地相繼解放。
酒泉和平起義是中國共產黨成功運用統(tǒng)戰(zhàn)思想解決戰(zhàn)爭問題的光輝典范，是民族大團結大融合的光輝典范，更是酒泉紅色革命歷史文化當中最鼓舞人心的內容。酒泉和平起義是除北平和平起義外在全國影響最大、級別最高的和平起義。酒泉和平起義，保護并順利接管了新中國石油工業(yè)的搖籃——玉門油礦，為新中國石油工業(yè)的發(fā)展保存了基礎設備和技術。酒泉和平解放使酒泉古城免遭了戰(zhàn)火的涂炭，也打開了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的門戶，為和平解放新疆鋪平了道路。
今天,我們追憶酒泉革命歷史，重溫酒泉人民革命的歷史偉績，目的在于用紅色故事教育人民，特別是教育廣大黨員和青年學生，要以史鑒今，珍愛和平、不忘初心，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